泉州历史上的三大古典价值体系伦理主
泉州文庙
泉州历史上的三大古典价值体系——伦理主义、理学主义、自由主义（上篇）
（此篇为天涯论坛ID“rhmbue”发表于年的文章，真实作者不详。此宏篇巨论，故分为上中下篇，转载于此。）
很快我们将进入泉州最核心的价值体系。这是数千年来泉郡人传承河洛先祖遗训的结晶，也是历代泉郡人呕心沥血、竞会圣真、掘尽理窟的精神领域。这些精神世界，本应当被我们传承和弘扬。 伦理主义。这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价值体系，通过教育的办法，将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教程，贯穿到泉州的教学体系中，在广大泉郡人（至少在老一辈人）心中形成做人的最基本准则。泉州得以传承儒学精神的先天优势在于，孔子使用的雅言接近于泉州郡城闽南语（河洛语）。伦理主义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对人伦的基本规范，它告诉我们从善抑恶、明德远幽、导广显德、知族行义……显然作为人类这一生物体，我们无法超越自己的生命特征、性别特征、亲属关系、社会特征，也无法超越时间。正是基于客观条件，才形成规则，才必然有先后、好恶、对错，也才会有伦理主义诞生。关于君臣关系，在封建领地时代，君权之所以不可以轻易抛弃，是因为这是血统、文明、语言等多种因素的总集成，抛弃代表这一切的君权，意味着抛弃自己的族群特征，这对于一个族群的生存，尤其对于世代处在胡患中的河洛文明来说，严重程度不言而喻。至于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伦理主义仍然一个自然社会存在的基石。在一个充斥着声讨儒学主义要其对中国数千年的“落后”负责的时代，体现的是一个社会的躁动不安，这是中国经历中古两次亡国（蒙元、满清侵华），近代两次被海外国家侵略（八国联军、日本）的耻辱后，表现出的间歇性失忆症，进而演变出的盲视和蔑视，这种情绪从五四以后就蔓延至今。这种情绪更多的出现在半虏（泛普通话）区域。而对于真正理解伦理主义的人来说，这种情况要好一些，甚至是无感。因为千百年来儒学主义以其无形的方式存在于泉州人的生活秩序中，并且运作良好，也基于这是自己文明的一部分，泉郡人自然不会盲视也不会蔑视自己先祖的文明。
理学主义。以道教思想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它汲取中古时代的理学价值，并显著地表现出泉州特征。在宋代，理学主义在泉州得到高度发展，并多有创新；到了明代，理学主义在泉州达到了其历史的巅峰，而泉州也获得了其在理学界的地位，史称“天下研《易》者，皆推晋江（主要为今泉州市区）”。 理学的任务，就是确定“理”的地位高，还是“神”的地位高。理学是在各种辩论中形成体系的，宋代理学界将“理”放在最高的位置，以致超越了“神”。例如南宋时期，意大利商人雅?德安科纳所书的《光明之城》记录着刺桐泉州大量的辩论。星相大师史毕说：“天道和人道是一，宇宙之理立于万物之上，而万物之中人通过学习又成为主人。”史毕说，这种辩论和他们上一代人的那种辩论很相似。在这种辩论中，“上帝”（这是雅各的语言，显然是指各种宗教的最高的神）的地位至高无上，但是，唯有这种信念结束的时候，和谐才能够在人类建立起来。雅各反驳说：“除了来自上帝，人的理性又能从哪儿来呢？”“不但我们所拥有的道德真理是来自上帝通过我们的导师摩西而传给我们的话，而且自然秩序本身也是上帝所创造”。史毕带着大不敬的口吻大笑不已，他并没有作进一步的回答，因为他不知道说什么为好……这一辩论发生在年，距今七百多年。
宋明理学的另一个要义是重新定义“君权神授”，既然神不再处于最高的地位，天理、逻辑才是地位最高，君权来源于天理，从而君命也有可以不受的时候，只要符合天理。这些都为明代蔡清等理学精英所阐明。 在前述的中西文明的较量中，英国翻译者称之为殊死搏斗。以我们的理解力，大概不难理解南宋中国在世界思想领域有着怎样的优势。这种优势在一夕间崩盘绝不是偶然的，当负载着思想的整个社会发生毁灭时，文明也就中断了。而能够让整个社会体系发生毁灭，并且长期无法复原的，唯有亡国和种族灭绝才能做到。这一外力的来源正是蒙元、满清侵华，这两场国难的影响是深远的，迄今为止，中国并未真正从这两次亡国的废墟中走出来。那些把异族野蛮统治当作自己文明，认贼作父的行为，就是被奴化的胎记；那些把矛头指向自己祖先的文明，却忽略了外族入侵带来的后果的论调，是源自于被鞑虏统治后，丧失了判断优质文明与恶质文明；先祖文明与奴才文化的能力；那种被恶质文明毒化，进而继续毒化自己人的作为，他们已经往错误方向走太远了。当中国全境亡国，中国大半地方被转换为半虏区域后，正是泉州历代河洛先辈的艰苦努力，对经学和理学的研究和传承，才令这座城市免于被洗脑的厄运。我们不应忘记这些先哲做出的杰出贡献。以蔡清为代表的理学精英，是维护和发展中华文明的最中坚力量。
自由主义。在南宋泉州，理学与自由学相互交织，泉郡学者之间激辩到最后，“天理”和自由将成为最终话题。如果没有南宋被蒙元灭亡的国难，大概自由学会成为后朝的新定论。南宋以后多年，尽管理学家及理学著作在泉州灿若星河，有关自由的言论也不时有如妙语连珠，但真正让自由学完备化、系统化的却几乎未见，直到以李贽为代表的少数学者的出现，而将自由作为毕生事业的却只有李贽一人亦。 三大主义有其传承、延续、交织的特征。也就是必先有伦理主义，再有理学主义，最后有自由主义，是一次又一次对前一种思想的补充和迭代。但这并不是谁更高级的问题，因为三大思想体系缺一不可。抛开儒学主义谈自由学，那是无耻和兽性；抛开理学和自由学，固守于儒学，创造力将被束缚，社会无法转型，不公会成为新的问题；抛开理学妄谈自由学，逻辑将断根，成功将失去准则。三大价值体系没有时代性，也不可选择性遵守，三者必须同时存在于一个正常的社会中。
一个好的时代，是比较能说出真话的时代。在泉州的历史上，有两个最为恶劣的时代，当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恶劣的时代，除了五胡乱华和辽金侵宋，即所谓的“元”、“清”朝代。几乎在任何领域，每当回首至“元”“清”时期它们的处境，都会充斥种种痛苦和不堪。我们同样必须准备好足够的精神力量，去爬过那些沾染着血污的最虚伪、最恶劣的部分。 有一些必须说明：历史上“古晋江”和“今晋江”有显著不同，明“清”及其以前长达数百年时间内，古晋江一直包括两岸的泉州市区和今晋江，行政中心在今泉州市区的东街；且古晋江的杰出人物多在今泉州市区。发生晋江一分为二，并且中心迁移到今晋江青阳，是数十年前的事情。然而，由于很多历史材料中人物籍贯往往标注“晋江”，导致有时考察其为今泉州市区还是今晋江产生极大困难，唯有对于历史影响较大的人物才会耗费较大资源精力，去求考其祖籍和籍贯。为严谨起见，对于暂时无法细分的，一律标注为“古晋江”，如果可以细分，则会特别标注“泉州郡城”，或“今晋江”。大略统计，泉州历史上的三邑即古晋江（指泉州古城区加上今晋江）、南安、惠安所出人才较多，其中以古城为最。同安在历史上因属泉州辖区，且文脉传承自泉州，故其重要的论述也一并提及。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与三大价值体系有关的思想、论述、著作、言行，稍微涉及泉州历史上的语言，其他名人未涉及。大部分资料参考相关材料，内容较多，仅止于蜻蜓点水，有错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伦理主义与早期理学时期
在唐代，清源郡有关经史子集的论述传书较少，表达思想的有的主要是诗歌形式。唐代儒道释三者并存，但有侧重，儒教是最主要研究的精神领域，道教是国教，为河洛正朔，但在实际繁荣程度上，佛教更兴。唐代儒教的光辉典范均以敢谏、直谏、死谏著称，这是忠于君权的伦理主义大前提下，对于理性的追求的表现。 欧阳詹（-，泉州郡城内西隅文锦铺甲第境，出生地今晋江池店，祖上和自己曾寓居南安，后到泉州城北攻读。贞元八年进士第二名）《答韩十八“驽骥吟”》《福州送郑楚材赴京师》《回銮赋》《益昌行》《赠鲁山李明府》《提王明府郊亭》主张民贵君轻的思想。《送陲山南谒严相公序》《泉州六曹新都堂记》《暗室箴》《怀忠赋》《补汉书封雍齿册文》表达了为臣者的本分要敢于严谏等。对自然生死的观点：“有命则有生，有生则有灭。”
陈嘏（开成三年年进士，惠安紫山镇）是多次勇于劝谏皇上的典型人物，有《霓裳羽衣曲赋》。 陈黯（-年，南安）其典型作品有《答问谏者》，并列举了一个勇敢的谏言案例：“昔嬴政吞噬群雄以取天下，暴豪奢侈，……而谏必拒。……凡戮谏者二十七人矣。天下忠赤之士，莫不囚气锁词。是时焦能独奋勇敢，不顾其威，肉视虎狼，冰顾鼎镬，谔谔造廷，折其四失，俾暴主悔非……。”《禹诰》列举让贤史实，指出“禅受无疏亲，惟其人德之肖”《诰风》指出“君子在治若凤，在乱若凰。”指出为臣应当正直，如果君王有道，则如鱼得水，如果无道，则如凰扑火般，取道义而不助纣为虐。《辨谋》指出正常人都有判断力，那么他将心放在什么地方而已。为己为家或为天下，看他处在什么位置，更看其当时的决断。《御暴说》“权体之暴必祸害于天下也”大致像今天说的“权力趋向于腐败”，其暴行的严重程度足以祸害天下。其各种观点构成了严谨的儒家伦理主义和早期的理学主义观点，这些观点对后来的朱熹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朱熹称：
“发明理义之致， 而有功于名教”。 盛均（大中十一年年进士，永春）《孔子不历聘解》。 颜仁郁（德化）有诗词《谕农》《朱门》《客路》《边庭》《城市》《贫女》《负薪》《空门》《山居》《渔家》等诗。多为针砭时弊之作。 谢修（文德元年年进士，南安）忠于唐室，不为了一时逃难而依附军阀的忠君人物。表现出典型的儒家忠君思想。 黄仁颖（-年，今晋江池店，同光三年进士第一名）。在洛阳为官十几年，但看到朝政日非，不愿依附昏庸之所，辞官返家。 王肱（古晋江），代表作《济况》，指出社会如一条污浊的河流，好针砭时弊，为当政者不容。 陈逖（今晋江渎头，-，后梁贞明四年年进士第一名），常进谏，曰：国家连年丧失兵力士气未振，陛下深居殿阁之中，何以建家立业？眼见奸臣赵岩操弄朝政，陈逖深感忧虑，称病回家乡隐归。
谭峭（居泉州清源山麓），著作有《化书》，道教三大经典著作之一。该书对社会现实也有鲜明的批判，表现出鲜明的儒家思想和道家理学思想，希望“太和”社会，发扬老子的“大道废，有仁义”思想。南唐主李煜召他至建康（今南京），赐名“谭峭真人”，并颁赐紫金阶和大量财产，他固辞不受，回到泉州，入清源山紫泽洞修炼。终老百余岁。 泉州的伦理主义之所以能够对古中原的精神做到良好传承，这和泉州人主要是西晋以后中原河洛移民这一族群要素是分不开的，有诗云“南渡衣冠留晋俗，四门词赋壮唐猷”。泉州的儒家伦理主义，固然来自于孔孟学说，但有其显著的个性，尤其表现出一定的“刚韧性”，或曰“风骨”，即对于理义价值有强烈的自我追求。泉州的伦理主义的另一特征，是有强烈的思辨精神，这也成为后来理学主义思潮的源泉。
二、理学主义日益崛起的时期
正如泉州文庙明伦堂旧有的楹联所云： “圣域津梁，理学渊源开石井； 海滨邹鲁，诗书弦诵遍桐城。” 泉州人口主要是西晋、唐、宋的中原河洛人，由此构成了今泉州的主要人口结构。南宋亡国，河洛文明在中原绝迹，却从此在南方生根。而河洛儒家高门传承的伦理主义，自然成了发展理学主义的根本基础，也是理学主义在泉州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此外唐宋两代泉州的经济高度发达，唐代泉州发展为国家四大港之一，南宋泉州跃然成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据马可波罗的记载刺桐港甚至超过亚历山大港，足见当时泉州社会的繁荣程度。良好的文化基础和活跃的经济氛围，为泉州发展新型理论和制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南宋，许多理学人士已经展现了高度的自由特质，虽然缺乏系统的经籍，但各种精妙的言论仍令今人刮目相看。宋代，泉州主要的儒学、理学人士和著作如下：
吕惠卿（祖上原是泉州郡城内人，父亲吕璹从泉州郡城迁入南安晋江交会处的朴兜村，吕慧卿出生于此，幼年又随父迁回泉州郡城内相公巷，-年，北宋变法权臣）有《孝经传》《论语义》《庄子解》《道德经真经传》《三经（诗、书、礼）新义》。儒、道学说成为其治国核心，也是变法的核心价值。由于皇室、官员财政消耗巨大，且豪强占有大幅土地隐而不报，导致财政入不敷出国库亏空，随王安石推动变法，得罪权势集团，后被污为奸臣。 陈在中（古晋江，宋大中祥符元年年进士）对《易》很有研究，著作有《周易六十四卦赋》。朝廷欲推荐为官，推辞不就；后又中进士，仍不做官。 柯述（南安，宋嘉佑四年年进士，直龙图阁学士）对经史，《易》有研究，著作为《否泰十八卦义》，《温陵张贤传》。
韩谨（泉州郡城内，崇宁二年年进士，广南东路提举学士）有《诗义解》《礼义解》《仪礼》。 刘骥（古晋江，钦州守），精研老子学说，认为《道德经》为一个完整体系，且不被后人理解。遂著《老子通论》。 李沂（南安，大理寺丞），研经史，著《太玄义诀》（宋衷解太玄经义诀）、《五云图》。 曾旼（古晋江），著《尚书讲义》。 魏国表（古晋江），著《太极通书解》、《忠烈节孝两传》。 蔡确（泉州郡城内东街蔡巷，—年，宰相，北宋第二轮变法的推动者）因北方大士族对土地的兼并引发严重社会问题，且官僚体系消耗巨大，国库空虚。为提升国库收入，也为维护统治稳定，推动变法削弱极富政商势力对百姓的盘剥，由此得罪权贵。南相在北方朝廷为官是弱势群体，被污为奸臣。其诸多政策表现出理学特征。
曾诞（泉州郡城内城西，绍圣四年年进士）因哲宗帝昏聩，远忠臣近小人，曾诞多次书信给身为谏官的邹浩，请其担当职责。邹浩未能果断进谏，且反被弹劾。曾诞遂写《玉山主人对客问》对此事进行评说，一时震动朝野。著有《文集》。 曾会（泉州郡城内，-年）端拱二年进士，两浙转运使。在殿试中作《尚贤赋》、《为政何解诗》、《禹拜昌言论》等佳作，成为进士第二名。 陈知柔（永春，绍兴十二年年进士，贺州知州）朱熹挚友，理学著作丰富。为人很有风骨，不阿附秦桧，遭排斥，四次授予无职事官员。后辞官回永春办学院，以及在泉州各地讲学。著作有《易丰旨意》、《易经大传》、《易图》、《春秋议例》、《古学并图》、《论语后传》、《易经本旨》。
陈模（永春，陈知柔侄子，庆元二年年进士）有理学成就。著作有儒学礼仪参考《东宫备览》，颇受重视，另有《馆阁续录》表达理学思想。 陈机传（永春）对《易》颇有研究，常用诗来表达对易的理解，如《读易》。著有《诗文集》。 吕大奎（南安，与吕慧卿同祖。-年，淳佑七年年进士）崇政殿说书。在赴任漳州途中被蒙元军队追上，迫其在投降书上签字，吕大奎誓死不从，被杀害，立身本末，皎然千古。理学家，有大量理学著作《春秋要旨》、《春秋集传》、《春秋或问》、《春秋五论》。其立身处世可以大义凛然，可谓深知《春秋之意》。其他著作还有《学易管见》、《论语集解》、《孟子集解》、《易经集解》、《莆阳拙政论》。
曾公亮（年-年，泉州郡城内西街三朝巷）仁宗天圣二年进士，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历官知县、知州，知府、知制诰、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参知政事，枢密使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支持王安石变法，因此得罪部分权贵，在王安石失势后仍向神宗推荐。编撰《武经总要》。 曾恬（泉州郡城内西街三朝巷，曾公亮元孙，大宗正辰）绍兴年间，不愿阿附秦桧，被贬出京。后寓居常熟一寺院，终其余生。对理学很有造诣，著作有《上蔡语录》、《孝类书》，参与编辑《春秋传》。 傅自得（泉州郡城内城西傅府山，福建转运副使）理学有造诣，朱熹好友。其理学著作有《至乐斋文集》。 傅伯成（泉州郡城内城西傅府山，-，进士）理学有一定造诣，著有《竹隐居士集》、《耄至》、《忠简奏议》。勇于直谏，“毋使下窃直谏之名，上有罪言之谤”被贬官。出使“金国”不屈遇害。
蔡和（南安，-）深入研《易》，常与朱熹谈理论道，在泉州设馆讲学，以义理著称，号为紫阳别宗。著有《易说》。 郑思永（安溪，蔡和女婿），也著《易说》。 苏思恭（泉州郡城内，嘉定四年年进士），兴化军教授，“笃学朱学，践履坚确……以理义之实，革词藻之华……陈宓诸贤推崇之”，著作有《曲江志》、《易说》、《省斋文稿》。 柯翰（泉州郡城内东街元妙观西水沟巷）对《易》、《春秋》、《礼记》有研究，著有《易春秋礼记解》。 诸葛季文（祖上原泉州郡城人，为官在南安而居焉，诸葛季文后来迁入泉州郡城内）攻读儒家经典，著有《六经解》《诸子解》。其子诸葛廷瑞、诸葛廷材也有《文集》行世。 王力行（同安）朱熹门徒，著有《朱氏传授支派图》参与《文公语录》一卷，《朱子大全》。
许升（同安）从朱子学，著有《孟子说》、《易解》、《礼记文解》、《朱氏传授支派图》。 杨至（泉州郡城内）除了对儒学有深入研究，对理学发展也了若指掌。参与《文公语录》二卷，另有《天道至德图》、《胜任至教图》。 陈易（永春，庆元二年年进士）著有《论语解》、《孟子解》。 杨寅翁（泉州郡城内，嘉定元年年进士）官至宝谟阁直学士。理学颇有造诣，与傅伯成、李沈并称“温陵三大老”，其著述非常丰富，有《易说》、《礼记解》、《西掖类稿》、《谏垣存稿》、《杂著》、《书解》、《春秋讲义》、《序记诗词杂著》。“少颖慧，稍长，博闻强记，经史百家制度律历皆淹贯，尤邃于《春秋》”其文“雄浑精拔，成一家言”。中进士后，又考博学宏词科，再高中，但对为官不感兴趣。“退而沉浸义理，所得益粹。”
王文献（古晋江）著有《孝经详解》。 李中正（古晋江）理学颇有成就，著有《泰轩易传》六卷。 陈伯春（今晋江渎头）对经学颇有造诣，精通《易》、《春秋》，“邃于三礼”。以讲学授徒为生，其生徒“皆驰声于场屋”。著有《礼记解》。 苏总龟（德化）绍兴市六年年参加太学试，中上舍优等第一，官至广东提举。著有《论语解》、《大学儒行篇》、《诗文杂著》，“衍道南正派，与黄勉斋、陈北溪起名”。 黄伟（永春，绍兴二十七年年进士）官至大理寺丞。曾与朱熹一道讲授理学，著有《竹坡居士文集》。 黄以翼（永春，黄伟侄子），著有《周易说》、《礼记说》。 江致尧（惠安，绍兴十八年年特奏名进士）官至法曹，对《礼》研究深入，著作有《周礼解》。
傅天骥（南安，嘉定四年年进士）官至福州通判。受父亲影响学《易》，著有《野斋集》。 徐明叔（泉州郡城内，绍定五年年进士）官至户部侍郎。“学有源委，与洪天赐起名，人称之曰‘择斋先生’”。著有《择斋文集》。 余克济（安溪，庆元五年年进士）官至每周知州，“勇于为义……邃于春秋”，著有《春秋通解》十五卷。 郭缜（泉州郡城内）绍兴年间上杭县丞。对《易》、《春秋》等书有研究，以科学的角度研究易学。“留心象数之学，按图布卦，计二十万言，名《易春秋》。” 郭能（泉州郡城内，绍兴十二年年进士）官至古田县丞。以《论语》、《中庸》阐明奥旨，启迪后学，户外常满。著有《论语说》、《中庸说》。 梁南一（泉州郡城内，绍兴十八年年进士）“居乡讲授，从游甚众”，著有《六经辨疑》。
黄宙（泉州郡城内，乾道五年年进士）“居乡讲授，学者从之游，多登科第”。著有《论孟解义》等。 张应辰（德化）精通经史，设馆课徒，著有《礼记解》。 曾植（古晋江）乾道年间以太学上舍生赐释褐。官至南剑州知州。著有《文公语录》二卷。 陈研（泉州郡城内，乾道二年年进士）官至起居郎。“通经学，诗书易礼皆有解”，著有《诗书易礼解》。 陈权（古晋江）注老子《道德经》，编《汉唐君臣图》，又著有《朝阳诗集》。 黄必昌（泉州郡城内）嘉定四年年进士，官至循州通判。著有《大学中庸讲稿》。 颜棫（永春，淳熙年间以上舍两优释褐）官至吏部上述。其理学有“三隽”之号，“训词雅丽有体，至为外夷敬慕”，著有《礼记解》、《内外制奏议》、《颜尚书文集》。
黄龟朋（德化，嘉泰二年年进士）官至廉州教授，精于易学，著有《周易解》。 陈光（永春，绍兴十八年年进士）官至赣州知州，著有《六经讲解》。 卓琮（永春）“嗜学艰苦，能畅陈淳所授之旨。著有《易说》。
梁克家（籍贯有今市区、石狮、晋江三种说法，-年，绍兴三十年年进士第一名，官至右丞相）为官数十载，获得很高评价，宋孝宗称之为“真儒良臣”。“幼聪敏绝人，书过目成诵”，有《论语集解》等。 吕中（泉州郡城内，淳佑七年进士）官至国子监丞兼崇政殿说书。著有《论语讲义》、《演易十图》。 傅伯寿（泉州郡城内，隆兴元年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理学颇有研究。 庄夏（永春，-，淳熙八年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学问渊博，深通理学”，著有《礼记解》、《遗文》等。 黄岩孙（惠安，宝祐四年年进士）官至福州通判，积极播扬理学，有《西铭辑解》、《太极通书》等。
留正（永春，-，绍兴三十年年进士，官至左丞相兼太子少保）清正廉明，直言敢谏，对国家重文而轻武备的政策，提出文武并用。有《奏议》、《外制》等传世。 洪天锡（石狮后厅，-，宝庆二年年进士）官至端明殿学士。耿介敢言，刚直不阿，“近世敢言之士，虽间有之，其始终一节，明目张胆，言人所难，绝无仅有，惟温陵洪公一人而已”著有《经筵讲义》、《通礼辑略》等。 林外（今晋江马坪村，绍兴三十年年进士）官至兴化县令。曾向神宗上书论政，遭冷遇。对昏聩时政很不满，常作诗喻政。其中最著名的是《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汴州即河南开封，北宋首都。诗歌斥责遭遇“靖康耻”为金所灭后，偏安杭州的宋政权仍歌舞不休、不思进取的场面。
曾慥（泉州郡城内，曾公亮裔孙，官至太府正卿）著有《道枢》等。 赵必晔（泉州郡城内，赵宋皇室后裔，绍定五年年进士）官至承议郎。宋亡后，居泉州东陵，“日与渔樵方外士班荆，不复问人间事，诸生请讲解经传，不倦，尤其长于典礼”。著有《茹芝集》、《东陵集》。 戴梦申（南安诗山）著有《易经解》等。 以上为宋代泉州经学的主要成果。
三、文明中止期
蒙元时期，是中国的亡国期。儒学和理学主义者们，人生最高的信仰是义、节、理，在那场反侵略战争中，儒生、理学者们或战死，或不屈就义，还有许多人则从此隐居不问人间事。“亡国不为官，无道不为官”是一种无声的抗议，拒绝参加科举考试是这一时期年轻儒俊的真实写照。蒙元统治期间，整个泉州地区只有三名进士。即便少数为官者，也莫不站到反抗黑暗与残暴的阵营。这一时期，中国的人文研究陷入低潮，科技和史学则几乎空白。泉州的学者数量跌入历史的最低谷，堪称屈指可数。精英损失之惨重，社会退步之惨烈，旷世罕见，与宋代“家诗书而户弦颂”的繁荣局面形成强烈的反差。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蒙元统治者的高压统治下，所有涉及政治、历史、民族问题的研究，甚至对经学、理学的研究，都可能碰触蒙元统治者敏感的神经，从而招来杀身之祸，所以活着的学者会采取的态度显而易见。此时，有记载的学者为：
邱葵（-？，同安）长期师从吕大奎（南安，在赴任漳州途中被元兵追上，不愿在投降书上签字，不屈就义）、洪天赐。宋朝末年，科举废止，邱葵无法通过科考入仕，隐居同安“绝意进取，杜门刻志励学”。蒙元统治者派马伯庸游说，后来达鲁花赤前来拉拢其做官，均被拒绝。其著有《周礼全书》六卷，《周礼定本》三卷，《易疑解》、《春秋同义》、《经世书声既济图》、《书直解》、《诗口译》、《四书日讲》、《礼记解》、《周礼补亡》。其中大部分为马伯庸带走。 傅定保（南安，南宋咸淳七年年进士）宋亡后，心灰意冷不再追求仕途，居家二十多年授徒。因学识渊博，被推举到漳州、福州任教学职务，再欲被推举为奎章阁学士时，以年老多病为由推辞。对儒学有深入研究，著有其多年研究成果《四书讲稿》。
诸葛泰（古晋江）曾任汀州路明溪县巡检，但看到蒙元统治期间官场极端污浊，不久即辞官回家。著有《四书解》。 吕椿（泉州郡城内）少时“过目成诵”，精通经义，以教授生徒维持生计。著有《春秋经义》、《诗直解》、《礼记解》、《尚书直解》等书。 许汝翊（今晋江东石蓬山）“经术湛深，文学该贯”，本州儒学学正。著有《孝经析义》《训词全书》。 蒙元统治期间，经学、理学著作稀少，幸而一些诗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见那个时代的窗口。如， 蒲寿晟（色目人，蒲寿庚兄），其性格似乎和蒲寿庚截然不同，在南宋曾担任广东梅州太守，后隐居泉州法石云麓山“以心体泉，以泉洗心”。蒙元统治期间也不再为官。有两首诗以写实的手法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面貌。《种麦》“荒村僻左地，时已及来年。颇学鸦种麦，可怜人代牛。莫言耒耜苦，且愿甲兵休。来岁如旋磨，机轮问瀑流。”《郊行有感》：“鸡犬不鸣何处村，颓檐破壁问谁门。蓬蒿满地田园在，瓦砾如山井臼存。青青髑髅疑是梦，白头老夫泣无言。咨诹邻旧多为鬼，倚仗徘徊堪断魂。”
释大奎（古晋江，-？和尚诗人）虽为出家人，但其诗歌《梦观集》大量体现了时政。蒙元-年，泉州旱灾大饥疫，“种不入土”“饿殍载道，死者相枕藉”。百姓乃“相率（Sna1Se5）就食永春”，甚至发生“人相食”的惨剧。释大奎的诗歌真实记录了如下场景：《苦旱》“春秧黄槁百泉枯，龙骨声中泣老夫”。《南国》“菜色万人同”“民间楮已空”。粮食价格飞涨“斗米而今已十千”，人民已无法生存，而占据统治地位的蒙古人、色目人，仍不顾人民死活，催逼税租，《苦旱》“长官秋至索王祖”。这位僧人又写下《吾郡》“吾郡从来称佛国，未闻有此食人风。凶年竟遣心术变，末俗何由古昔同？”此地古称佛国，从来未曾听说有人食人的风闻，想不到凶年竟然导致人心恶化，即便是末世天灾为何古今的差异也会这么大？对于蒙元统治者驱使泉州百姓修筑泉州府城墙，在《筑城曲》这样写道：“吏胥督役星火催”“城下人语哭连声”指出“为国不在城有无”“收取民心养民力”。意为，统治者无道，修筑城墙也无用。对于蒙元统治者甚至驱使僧人当兵，在《僧兵叹》、《僧兵守城行》也有记载。
卢琦（今泉港区后龙峰尾，-年）为蒙元统治期间，泉州仅有的三名进士之一。虽然曾任永春尹、宁德县尹，但其作品也充满对社会黑暗的控诉和对腐朽政治的挞伐。《忧村氓》被看作是蒙元统治期间最好的诗作之一： “世道日纷纷， 人人自忧切。 路逢村老谈， 吞声重悲咽。 我里百余家， 家家尽磨灭。 休论富与贫， 官事何由彻。 县帖昨晚下， 羁縻成行列。 邻里争遁逃， 妻儿各分别。 莫遣一遭逢， 皮骨俱碎折。 朝对狐狸啼， 暮为豺狼啮。 到官纵得归， 囊底分文竭。 仰视天宇高， 纲维孰提挈。 但恨身不死， 抑郁肠中热。 南州无杜鹃， 诉下空啼血。” 又《有事过居庸关》：“草根白骨弃不收，冷风悲雨哭山鬼”“道旁老翁八十余，短衣白发扶犁锄”“生者有功佩玉印，死者谁能招孤魂？”……其他《惠安道中》、《汀州道中》、《中元回家感怀》、《洗兵马》、《昼梦》也都真实记录社会黑暗，抒发个人感慨。
赵希直（古晋江）为泉州潜存的赵宋王室之后。有《诗集》传世。 庄圭复（今晋江青阳，抗元名士庄思齐之子）对理学有研究。隐居青阳，蒙元至顺年间，统治者多次下诏书让他出仕，都被其拒绝。有《诗文集》传世。 吴希元（南安）不满蒙元统治，“不求仕禄，隐以为高”有《揽秀》诗集传世。
（中篇预告：四、理学主义最鼎盛的时期；五、自由主义正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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