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古人的书泉州文库掇英
《泉州文库》是福建省第一套地级市地方文献丛书。全书罗总典籍一百七十余种计一百五十部。作者均是具有全国重要影响的历史名人。内容涵盖泉州自唐至清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哲学、宗教、语言文学、文化教育、艺术、科技等领域。丛书颇具规模，自成体系，也比较完整，一部在手，即可了解泉人著作概貌。决定出版《泉州文库》丛书，对于回顾东亚文化之都泉州历史文脉的延续，研究泉州人文精神的传承，探寻泉州历史文化的走向，推动“泉州学”和“闽南文化”的研究，推进海峡两岸文化走廊的建设，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丛书已列为泉州市政府的一项文化工程。到目前为止，已整理正式出版了66册。现将点校出版的部分书籍选其中的几种略作介绍，不唯使泉州故乡人“应知故乡事”，深以“海滨邹鲁”之誉为荣，厚今亦不薄古，以史为鉴，经史致用，让世人详悉泉州的过去，感受现代泉州的海洋襟怀由来有自，知其“历史文化名城”“首届东亚文化之都”之冠乃名实所归。
《欧阳四门集》
说到欧阳詹，不由得联想到科举时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多少举子十年寒窗苦读，为的就是金榜题名，从此出人头地，一展平生抱负。然而科举犹如独木桥，桥窄人挤，一时能通过的仅在少数。欧阳詹可谓魁星高照，于唐德宗贞元八年（年）高中甲第进士，与韩愈、李观、李绛等同榜，时称“龙虎榜”，欧阳詹名列第二，为泉州史上开科进士，也是闽省史上首位甲第进士。
故南宋理学家朱熹撰联“事业经邦，闽海贤才开气运；文章华国，温陵甲第破天荒”大为称赞。《欧阳四门集》取欧阳詹任国子监四门学助教而名，为詹之子欧阳槚托詹的门人李贻孙汇辑。是书收录赋、诗、记、传、铭、颂、箴、论、文、序等不同体裁的文辞一百四十余篇（首）。作为中唐著名诗人、文学家，欧阳詹与韩愈、柳宗元等人力倡注重内容、反映社会现实的“古文运动”，虽无韩、柳之成就，但其对闽、泉文教的开先推波之，亦足大书一笔。清纪昀称詹之文实有古格，此亦中肯之言。詹在《春盘赋》写道:
“多事佳人，假盘盂而作地，疎绮绣以为春。丛林具秀，百卉争新。一本一根，叶陶甄之妙致；片花片叶，得造化之穷神。日唯上春，时物将革。柳依门而半绿，草连河而欲碧”。
春苏万物，美意萌动，借盘盂而养佳木，将春天的气息引至庭院，摆上案几，与屋外倚墙的杨柳相映，遥接远处一湾河水。这是何等的惬意呀!接着，他文笔一转，由养花木联想到年老的慈亲:
“室有慈孝，堂居斑白。命闻可续，年知暗惜。……而明春是敷荣之节，盘同馈薦之名。始曰春兮受春，有未衰之意；终为盘也进盘，则奉养之诚。傥观表以视中，庶无言而见情。”
将呵护花木之爱，移到对双慈的瞻养上来，拳拳之心对亲慈的无限祝福和侍伴之情跃然纸上。文风取法先秦，以儒家思想为旨归。强调文和道的统一，“辞不足不可以为文”，要“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
再来读一读他的诗《除夜长安客舍》:
十上书仍寝，如流岁又迁。
望家思献寿，算甲恨长年。
虚牖传寒柝，孤灯照绝编。
谁应问穷辙，泣尽更潸然!
诗中让我们看到一位远离家乡、亲人、宦居长安的文吏，在年终之时，仍于灯下呵冻疾书，为工作劳思费神。其勤勉大可让今天的贪官们汗颜。可是，当他将奏疏写好准备就寝时，却辗转反侧不能成寐，故乡之思随窗外狂飘的雪风从门外突袭而来，引起他阵阵撕心的长喟:“望家思献寿，算甲恨长年。”忠君侍亲的矛盾，体现在一个孱弱书生的身上竟是那样的无可奈何。
他的诗虽无盛唐诗人豪纵的底气，但无论即事，写景、赠别之诗，都流露出中唐诗人不尚华丽追求朴实素美的特征。如:“落叶不归林，高陵永为谷。”（《铜雀妓》）“松色落深井，竹阴寒小山。晤言流曦晚，惆怅归人寰。”（《同诸公过福先寺律院宣上人房》）“日日郊亭啟竹扉，论寻劝稼是常机。山城要得牛羊下，方与农人分背归。”（《题王明府郊亭》）“晋国颓墉生草树，皇家瑞气在楼台。千条水入黄河去，万点山从紫塞来。”（《奉和太原郑中丞〈登龙兴寺阁〉》）等等，都反映这种气息。《欧阳四门集》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为数不多的几篇“记”“述”“序”，当时一些游览胜地、名迹，尤其有关泉州的故迹遗事，都得到了记载，给今人的稽古带来方便。如《曲江池记》、《泉州二公亭记》、《泉州北楼记》、《泉州刺史席公宴邑中赴举秀才于东湖亭序》、《福州南涧寺上方石像记》即是。
关于欧阳詹恋太原妓一事，《集》中附录了黄璞（唐）、葛立方（南宋）、真德秀（南宋）、马端临（元）、纪昀（清）等人的评论。我以为纪昀所评较合情理，他说，“太原赠妓一诗（指欧詹《初发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一诗，中有‘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之句），陈振孙《书录解题》力辩‘函髻’之诬。考《闽川名士传》，载詹游太原始末甚详。所载孟简一诗，乃同时之所作，亦无舛误。又考邵博《闻见后录》载，妓家至宋，犹隶乐籍。珍藏詹之手迹，博尝见之，则不可谓竟无其事。蓋唐宋官妓，士大夫往往狎游，不以为讶。见于诸家诗集者甚多，亦其时风气使然，固不必奖其风流，亦不必讳为瑕垢也。”此语中的。詹之性情，正如韩愈《欧阳生哀辞》所记，“詹事父母尽孝道，仁于妻子，于朋友义以诚。气醇以方，容貌嶷然。其燕私善谑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复，善自道。读其书，知其于慈孝最隆也。”似此性情中人，才子爱佳人之事，倘若有之，也不足为怪。只可惜詹卒于壮岁，抱憾当时，亦终使后人引为至叹。
《岛夷志略》
如果从体裁来讲，《岛夷志略》应属于游记随笔一类。但从其内容来看，是书也可作为地理志书识读。
古人读书，博学强记，著书立说被读书人视为不二之事。故每至一地，每遇一事，兴感之余往往笔录以传诸后世。汪大渊是一个航海游历家，同时兼读书人、商人于一身，这是不容置疑的。他曾于元朝至顺元年（年）由泉州扬帆而行，至元统二年（年）而归，历时五年，贸易所经之地集中在印度洋区域。第二次浮海，还是选泉州为出发地，这也说明刺桐港于宋元时作为东方大港盛况的佐证。但第二次出海范围和时间都略逊第一次，时间只有三年，逡巡停靠区域在今南海诸地。
人类的探索发现精神，自古以来便不断推动着社会朝前发展，并在认知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己。没有这种精神，或许人类还将处于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年代。人类的幸运，就在于他拥有一些能彪炳千秋的伟大人物。举中国而言，张衡之于地震知识，祖冲之之于算数，蔡伦之于造纸，法显、玄奘、鉴真之于佛教，郑和之于航海，等等，不一而足，将他们的作为与哥伦布之于美洲，伽里略之于天文，牛顿之于引力，麦哲伦之于环球的事迹来比，并不逊色多少。因此，汪大渊七百年前的贸易航行，对国与国区域之间的经济、文化、宗教、语言、技术等领域的贡献同样不可淹没。
且不说书中记录了我们现在熟悉的菲律宾、苏禄、加里曼丹、爪哇、苏门答腊，交趾、占城、真腊、缅甸、马来半岛、锡兰、印度、波斯等地名，全书提到的地名共有二百二十个之多，为海洋交通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考证资料。单就记载的各地物产和民俗风情的丰富性与差异性，便让人如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样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了。这也是书中最可看的看点之一。
如说到龙涎屿，“涎之色或黑于乌香，或类于浮石，闻之微有腥气。然用之合诸香，则味尤清远，虽茄蓝木、梅花脑、檀、麝、栀子花、沉速木、蔷薇水众香，必待此以发之。”这记载的就是龙涎香，且轻易便能收集很多，说明当时鲸种之丰富与数量之多。再看船到无枝拔，“产花斗锡、铅、绿毛狗。贸易之货，用西洋布、青白处州磁器、瓦坛、铁鼎之属。”移帆丹马令，“产上等白锡、米脑、龟筒、鹤顶、降真香及黄熟香头。贸易之货，用甘理布、红布、青白花碗、鼓之属。”这几则里出现的“处州磁器”“青白花碗”是元代海商所带去国外贸易的商品。例子多不胜举，再罗列的话恐怕也是现冰山一角而难窥全貌，不妨暂移镜头，随汪氏去一靓异域风情吧。
书中记到华罗，“俗怪，民间每创石亭数四，塑以泥牛，或刻石为像，朝夕讽经，敬之若人佛焉。仍以香花灯烛为之供养。凡所主之壇，所经之地，及屋壁之上，悉以牛粪和泥涂之，反为洁净。邻人往来，苟非其类，则不敢造其所。”提及的“牛”偶像崇拜，显然是当地人的图腾，应与劳动的关系密切。移棹沙里八丹，说到了有趣的刑法，“民有犯罪者，以石灰画图圈于地，使之立圈内，不令转足，此其极刑也。”转泊龙牙犀角，称其地“俗厚。男女椎髻，齿白，系麻逸布。俗以结亲为重。亲戚之长一日不见面，必携酒持物以问劳之。为长夜之饮，不见其醉。”这种待亲之道，颇合我们的儒家行为，风范可仪，朴素可亲。
汪氏的亲历记述，在今天也许只剩一些蛛丝马迹可以寻见，但正是这本书的存在，其意义恰如稽考印度的佛教史迹，必从《大唐西域记》里寻踪引证那样重要，让我们能够还原并了解南海诸地及印度东西海岸一些区域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慨貌。
《梦观集·紫云开士传》
《四库全书·梦观集》提要案:“《梦观集》五卷，元释大圭撰。大圭字恒白，姓廖氏，晋江人，至正间居泉州紫云寺。”紫云寺即今泉州开元寺。大圭自幼研习儒家经典，因资性敏慧，诗文辞赋，早已声名远播。保持这种态势发展下去，成就科举功名作一番事业，对大圭来讲应该是驾轻就熟早晚的事。但由于其父休庵居士的武断，致使大圭遁入释门。当廖居士招来儿子对其说:“吾为佛不果，吾以汝许佛，汝其毋违!”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这时，已深深烙上儒家印记、因循其思维方式为人处世的大圭，刚一听到这话，也许脑袋茫然空白了一阵子，但定下神后，还是让大圭“父为子纲”依了父愿遁入空门。从此晨钟暮鼓、青灯黄卷便成了大圭的日课而终无怨言了。
由儒而释，从佛门的角度来看，佛陀理应大加称许并允以担当重任的。《紫云开士补传》“大圭”条云:“公乃辞，往开元寺，礼广漩为弟子。得度后，凡三历职而至分座秉拂。”高深的经卷佛法，不正需要像大圭这种博学又肯钻研的人来继承和宏扬吗?普通僧人佛号声声，纵使念的再多，度己之外尚能度得几人?而大德高僧就不同了，或以讲说度众，或以慈悲济世，或以梵音弘法，或以苦行示范，方便善巧，随缘度化，用僧信的责任与使命弘法利生。这不仅要有严律苦修的定性，还需广博学识的支持，才能颖悟通神，自觉觉人。大圭除了具备弘法的学识外，最令人称许的当数他的儒士根性，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古今诗《梦观集》能让以纪昀为总纂的《四库全书》选上而留名千古的原由。提要“唯其诗气骨磊落，无元代纤秾之习，亦无宋末江湖蔬笋之气。吴鉴称其‘华实相副，词达而意到，不雕镂而工，去纂组而丽，屏耕锄而秀。’虽朋友推奖之词，然核以所作，亦不尽出于溢美，蓋石湖、剑南之余风，犹存于方以外矣。”可谓慧眼识才。
《梦观集》旧本有二十四卷，中有《梦法》《梦偈》《梦事》及杂文，经四库全书馆修书时删去，只保留古今诗编为五卷刊行，即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为何只留下诗呢?清晋江龚显曾在跋《梦观集》中云:“诗中既多感悯时艰，复汲汲于挽友哀僧之作。或疑大圭为妙恩、有道宗支，宜视身为外物，何乃多所眷恋，不知至人无遗情，虽高僧在所不免。”还举例说：“昔梁慧约以苦行得道为帝王师，而哭其亡友甚哀，至赋诗‘我有两行泪，不落三十年。今日为君尽，併洒秋风前。’然则因何害于道邪?”这样至情的和尚，并不妨碍他成为高僧。正是大圭的诗饱含了像慧约那样太多的性情，与原集里有关释氏的语录和杂文显得极不相称，所以纪昀辈以“其三乘宗旨，听释氏之徒自传之”为由舍弃于集外。是集收录大圭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计近二百首，包括写景、抒情、咏史、送别、哀挽等类别。
大圭的写景诗颇多清丽。如《湖上简闲中》云：
秋近清波荷叶圆，叶阴疏处见青天。偶临湖坐得佳树，欲傍花行无小船。林院鹤归山色外，水亭人去夕阳前。深知碧玉壶中乐，一笑临风揖地仙。
诗中近秋荷池的清凉，让诗人在水亭上久坐不忍离去，几只白鹤鼓风振翅在少云的天空上渐飞渐远，应该是投向远处山外的林泉别院吧；湖对岸，夏日红黄紫绿的花仍在随风摇曳，如梦如幻不肯醒来；田田的圆荷虽已见疏，但绿意并未退去，让人沉迷欲醉，诗人不由想，如若这时有一壶佳茗供品啜添兴，何必还去羡慕那些在悠哉行乐的神仙呢？！
从这首诗里，我们看到诗人并不是整天埋头诵经，而是不失时机地像儒士那样体验清逸的生活。或许大圭也擅丹青绘事，否则怎能在诗里勾勒出那样一幅淡然脱俗、清新悦情的山水画。另外，诸如“清溪绕流碧巑岏，便作山阴一样看。今日戴公何处在？满船风雪不知寒”（《山阴溪曲》）、“窗开白昼云根立，露洒清秋碧树高”（《王中荣新亭》）、“菱叶风来水气浮，桂花露湿月明秋。比时身在银河上，不蹑仙槎驾王虬”（《菱风桂露之乡》）等诗句，都充分流露出作者热爱自然感怀遐思不忌僧讳的积极心态来。
大圭的咏史怀古诗也别具苍远之情。如《登云榭》：
老屋危台两气昏，石苔不见旧镵痕。
当年霸业旌麾尽，故国秋声树木存。
度海雁行惊断角，近城萤火没荒垣。
无人去买长瓶酒，一酹陈王千载魂。
古迹残垣、老树秋声，当年旌麾猎猎飘扬的地方，台基已倾圯，斑驳绿苔已将昔日的痕迹淹盖殆尽，更兼雨斜雁行、断角荧火，苍凉的意象怎叫人不发故国之思而想洒酒相酹呢？而“故国秋声树木存”与“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唐诗句）同尽异曲同工之妙。
由此，说大圭是至情的情僧并不为过。但这种“情”是由佛家悲悯之心牵扯而来，绵绵而生，念佛不忘忧国，弘法不泯世情。他在《哀殍》写道：
斗米而今已十千，几人身在到明年？
谯门有粥如甘露，活得操瓢死道边！
再看《闵农》一首：
经年不见大田秋，卖尽犁锄食养牛。
傥有后来耕种日，一时相顾更多愁。
这难道是一个“四大皆空”的出家人所应发的感慨吗？佛教教义“四圣谛”的“苦谛”说，以智慧观察世间事物，情与无情悉皆为苦。大圭因情而苦，所以有那样的感慨也就不足为怪了。
关心时事、民情的诗还有《贼起》《桑城》《南国》《馈饷》《僧兵叹》等诗，不一而足。
对世情具足关怀的大圭，在对待与他交往密切的友人和僧僚，流露的真情更是感人至深：“每侍尊公侧，颜开白玉温。相期成远器，何事作归魂？舐犊能无泪？瞻乌尚有恩。苍天不可问，端遣几人存？”（《哀郑亢宗》“君居高树下，六月得清风。世事不复问，心期谁与同？日长泉自汲，邻曲径才通。爱我重留话，深秋月满空。”（《过必上人》）“征人辞夕照，孤客倚寒林。”（《送远》）“不从客路看明月，身在青青桑梓阴。”（《辅上人自京师还遂如海上省亲》）不胜枚举，作法朴实，比兴切中，读之令人叹婉。
论诗文之后，附带说一说大圭著述——《紫云开士传》。是书录有唐、五代、宋、元历代开元寺僧人共八十人。其中八人由明末鼓山释元贤补撰。开士者，乃指“道眼明知见正者，戒检严而寂静胜者，智辩宏达，而教化广被千人者”，以及“神异者，高尚者，业诵读者，住持吾道者，生死去来自在者”这样一些开悟之僧。为之立传的目的，在于“激溃波、复淳源，使人人劝为开士，以光我觉皇氏也。”
大圭写史，考信与实景并举，旁征与引证互用。如写释匡护：“匡护大师，泉州开元寺尊胜之世祖也，……尊胜者，州民黄守恭园也。肇造开元,昉乎此矣。”“闻，敕置道师，赐‘莲华’名。寻改‘兴教’。中宗复辟，改‘龙兴’。玄宗明皇帝廿六年，令天下诸州置开元寺，即‘龙兴’为其寺，赐今额，而莲所实为尊胜焉。”又往往将笔下人物的个性系之于行事言语之中，让人物鲜活起来。如写唐代释惟慎：
曾公亮曰：“阙下无禅侣，如何驻得君？”慎应声曰:
“敢言知已少，性本类孤云。”
惟慎的智超凡脱俗，其思想、性格，心理和神态亦可辨之。又每于传末效太史公作“梦观氏曰”对人物加以评论，或简约如箴言，或往复铺叙，使设问、感慨、说理、辩义都能因人因事而立，驾驭文字的能力显示大圭深厚的古文功底。
（作者：泉州历史文化中心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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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历史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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