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章摘句话泉音
泉州方言是中原古音之遗响，论者无异言。但是，至少在五代或北宋初泉州话和河南话已不能互通。试举例以证之：
泉州人刘昌言，举北宋太平兴国八年(年)进士。《青箱杂记》说他“极有才思”，《泉州府志》卷五十四载:“太宗顾昌言曰，卿忠孝两全，东南一奇士也。”泉州今台魁巷古称“奇士”，即以昌言得名。
刘的语音带有浓厚的泉州音。宋人著作《耆旧续闻》说:“刘昌言太宗时为起居郎，未几以谏议知密院。一日，上眷忽解，曰:刘某奏对皆南音，朕一字理会不得。”说明刘之所以不得宠，其原因是太宗皇帝听不懂他的泉州话。《泉州府志?刘昌言传》所述与此不同，说是“昌言骤用，不为时望所服。或短其闻音，太宗曰:朕能晓之。”姑不论皇帝听懂与否，然大家都短其说话带泉州音，这两条史料的说法则一样。由此可知当时泉州话和中原话已存在重大差别了。
当宋太宗时，宰相们曾经研究过中国要以什么地方的话作为标准音。据宋人著作《谈撰》载:“寇莱公(寇准)与丁晋公(丁谓)，同在政事堂。一日，论天下语音何处为正?莱公言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曰:不然，四方皆有方言，惟读书人然后为正。”寇准主张把河南洛阳话定为标准音，丁谓别有见解，认为到处有方言，只要统一读书音的“文读”就可以了。古代土人不一定理解普通话的意义，但等到一举成名后被派到外地当官，所用的语言也就是平时熟悉的本地读书音，这是中国历史上在没有由中央规定标准音以推广普通话之前，赖以通用的“官话”一一方言读书音。丁谓是苏州人，操吴语，未入相前曾到过泉州，写有“我今到此忧民切，只发青青不发红”(《咏刺桐》)。故此知道他对泉州话是不生疏的。
南宋泉州人林外，绍兴三十年(年)进士。同朝周密《齐东野语》记载林外伪作神仙在杭州做诗填词的一段故事:“尝为垂虹亭词，所谓‘飞梁遏水’”者，倒题桥下，人传为吕翁作。高宗识之日，此必闽人，不然何以锁字协老字。已而知其果外也。”按锁字属哿韵，老字属皓韵，诗词曲韵两不互通，《词林正韵》此二字分列两部，不相关，但泉州音至今仍然可通。宋高宗就抓住林外的这个闽音互通的岔子，判断是闽人所作。由此知南宋时闽音(以林外而言是泉州音)与中原音之差别更大，连皇帝都能在协韵的作品上判别出闽音来了。
到了明朝，闽音和京音之差更大，甚至成为闽人不能当宰相的主因。《明史》卷二一七《李廷机传》载:“闽人入阁自杨荣(建瓯人)、陈山后，以语言难晓，垂二百年无人。廷机(泉州人)始与叶向高(福清人)并命。后周如磐、张瑞图(泉州人)、林钎(泉州人)、蒋德璟(泉州人)、黄景昉(泉州人)复相继云。”历二百年因为话不好懂而使闽人不能入相，语言之隔阂可知。
二百年后自李廷机开始，忽然有大量泉州人入阁拜相，我想其时泉州士人可能努力学习京音，才能冲破这一语言障碍。李廷机年青时就在北京多年，并考取顺天解元，他的京腔估计说得不错。
还有一个泉州人李贽，自称温陵居士，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下半生全在外地度过。他到处讲学，听众很多。泉州人在外省讲学，当然不能说方言，估计李的“普通话”应该讲得不错。然而，这个学者却仍然流露出他的泉州音尾巴。他所著《续焚书》中，有一段解释他自己别号的话。他别号为“卓吾”，有时却写成“笃吾”。外省人分不清是一个名或两个名。他说“卓、笃，吾乡音一也。”这两字泉州人至今仍然读同音，而普通话却是明显的不同。我认为，泉州方言早在一千年前的北宋初就已经和河南话不相通了。把泉州方言说是五代王审知入闽时带来的“河洛话”，不能令人信服。它应该是更早的晋、唐时人中原话的遗响。
本文选自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丛书《陈泗东文史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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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化，尤其是如泉州这样作为中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极为重要的港口城市的多元文化，很需要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文化总是在人类大空间的聚合运动中积累和发展。水平传播不变论说很难解释世界上双文化冲突、并存、融合的历史现象。唯其如此，国人在寻找和翻检尘封已久的文化载籍时，不惮于认识思维上差异的鸿沟而敢于跨越且坚守我们民族文化的主流意识。因此，相信透过这三本书，我们可以充满自信地穿越历史的风云，看到一个城市、一个时代的过去，看到它进步的必然－－有忧郁的乡愁，也有永远不泯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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