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潮州到泉州两个历史空间的对话与思考
一、潮州学与泉州学的提出
“潮州学”是年12月在第一届“潮州学”国际研讨会上，由国际知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正式提出来的。在《何以要建立“潮州学”？——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的演讲中，饶先生阐述了建立潮州学的必要性，指出“潮州地区人文现象有需要作为独立而深入探讨之研究对象，应该和‘客家研究’同样受到学人的重视。潮州学的成立，是顺理成章不用多费唇舌来加以说明。”①与此同时，饶先生还回顾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取得的成就，并指示潮州学的内涵，列举了内地移民史、海外拓殖史、经济史、民族史、考古、戏剧、语言、华侨史等研究方向，同时还着重提出诸如“潮瓷之出产及外销”、“海疆之史事”、“潮州之南明史”等一系列研究专题。而就潮州学研究的意义，饶公也认为这“已不仅是地方性那样简单，事实上已是吾国文化史上的重要环节与项目”，并且是和整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分不开的。年在汕头大学召开的第二届会议时，始改为“潮学”。
“泉州学”之正式提出要比潮州学来得更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陈泗东、傅金星、李亦园等诸位先生便已就“泉州学”的创立提出了思考。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队来泉州进行文化考察，该项目协调员、总负责人杜杜·迪安博士在新闻发布会上代表考察队提出，泉州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宗教遗产，应当设立一个专门的学科——泉州学来进行研究，正像研究中国敦煌学一样，使泉州学成为一个国际性项目。同年11月8日，泉州学研究所在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挂牌成立，这也宣告“泉州学”的诞生。
然而在泉州学的涵义及研究范围上学界很长时间未能统一，直到李亦园先生《“泉州学”的新视野》一文的发表，指出所谓“泉州学”是“一种以泉州地区的历史文化、人文活动、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的科际综合学问。”②至此，关于何谓“泉州学”的争议才稍稍平息。李先生在文中还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角度切入，指出泉州学在文学、宗教、海外交通、家族与宗族、教育史、方言、戏曲、民间风俗、族群与性格、医药疾病史、少林与武馆、综合艺术史等方面可以继续发掘的方向，除了官方、士绅的大传统叙述，更应留心民间、民众的小传统记忆。
作为国内较早开展起来的区域性研究，潮州学与泉州学在前辈学人的努力下，根据地方实际，各擅胜场，取得不同程度的成绩。由于笔者的生活空间以及学术经历的关系，对潮州学及泉州学有些许感触，现就自身一些体会，向各位师长请教，荒疏偏颇处，亦请诸位尊长有以教我。
二、政区分域与文化联动
泉州与潮州在政区上虽然分属闽、粤，然而在文化传统方面却是一个紧密联系的联合体。关于闽文化南渐的影响，蔡鸿生、谢重光、黄挺、吴榕青诸位师长都曾撰有专文对此进行揭示③。谭其骧先生认为“文化区域的形成因素则主要是语言、信仰、生活习惯、社会风气的异同。”④唐代的潮州在地理形势及军事统辖的归属上曾有过在福建与广东之间游移不定的现象，而后又因五代十国时闽国、南唐与南汉的对峙，闽粤交接的汀漳潮三州仍分属于不同的政治分区，故而在宋代的有关地理志书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潮州在文化上有不断向闽南地区趋同的现象，这其中也与福建东南沿海向潮汕地区大批移民，汀赣人亦多往梅州侨寓垦荒的情况有关⑤。从下表所载风俗描述中，我们也可看到东南沿海的泉、漳、潮与韩江流域的汀、梅、潮在文化分域上的变化。
故至迟在南宋中期，潮州地区的文化已与闽南地区逐渐趋同，而同处韩江流域的梅州在风声气习上则日趋向汀赣地区靠拢。宋元以降，这一文化格局又基本被稳定地继承下来。《永乐大典》卷五三四三“风俗形胜”引《（潮州府）图经志》对潮州的风俗尤其是语言亦作了简明而又精彩的描述：
潮之分域，隶于广，实古闽越地。其言语嗜欲与闽之下四州颇类，广、惠、梅、循操土音以与语，则大半不能译。惟惠之海丰与潮为近，语音不殊，至潮、梅之间，其声习俗又与梅阳之人等。⑥
方言作为一个民系的文化载体，能较好地表现出不同民系的文化差异。潮州在政区上虽隶属于广东，但在语言及风俗上却与福建东南沿海的“下四州”⑦相类，而又与省会广州，以及西北部的惠州、梅州、循州的“土音”无法直接沟通；此外，惠州海丰县的语言与潮州相近，界于潮梅之间的居民，其语言与风俗又与梅州相似。“潮、梅之间”，大致为今之大埔、丰顺⑧二邑。是故至迟在此一时期，已大致奠定了今日的方言格局。到万历年间，潮俗已是“其风气近闽，习尚随之，不独语言相类矣。”⑨潮州文化这种在地缘上“亲闽疏粤”⑩的现象，在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的《广志绎》一书中被首先提出：
潮州为闽越地，自秦始皇属南海郡，遂隶广至今，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潮在南支之外，又水自入海，不流广，且既在广界山之外而与汀、漳平壤相接，又无山川之限，其俗之繁华既与漳同，而其语言又与漳、泉二郡通，盖惠作广音而潮作闽音，故曰潮隶闽为是。{11}
王士性这一段对潮州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的阐述，是相当精到的。在传统社会，行政中心对地域内部有着较强的向心力，由于生活及日常活动的需要，境内居民操持的方言也会有向州府县治靠拢的趋向。在持续的移民浪潮以及泉潮士人互为地方官师的推动下{12}，泉、潮两地无论在语言、生活习惯、民间习俗、社会风气，还是信仰传统等方面都有极大的互通性，开展泉、潮关系史的研究不仅可能，而且显得十分必要。如潮汕十五岁“出花园”的成人礼与泉州十六岁生日礼俗就可兹比较，而这一风俗是否有早期越人习尚的遗存，也值得我们加以探究。
三、新时期潮、泉两地对旧方志的整理之比较
“方志，地方史也，亦国史之要删也。从事方志者，非从国史入，则所见也隘；治国史者，非自方志出，则所得也肤。”{13}这是饶宗颐先生在《潮州志汇编》所做序文中提到的，一方面指出了方志与国史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也充分肯定方志的地位，即“国史之要删”。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常建华先生也曾指出：地方志是研究地方史、区域史的基本资料，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切入点。近期随着区域史（地方史）研究的盛行，从方志入手具有了方法论的新意义，对于开展整体历史研究、微观历史研究、基层社会研究、民众研究等具有重要价值。方志也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重要纽带，是透视二者关系的一个窗口。随着文化史与社会史的互相渗透，社会文化史兴起，重视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考察修志人员的观念，方志作为文本本身也成为研究的对象。{14}
自上世纪以来，汕头市及属县曾誊印、翻印、点校过不少旧志，但与潮汕地区所存方志数量相比，仍不完备。在年春节座谈会上，潮州文史专家曾楚楠先生转达了饶宗颐先生翻印清康熙林杭学《潮州府志》的委托，基于方志在地方存史及区域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开始了编印工作，最初也曾尝试点校出版，然而基于人力、经费、时间等方面的考虑，最后不得不放弃原先设想，转而摸索出“扫描缩小影印”的办法。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康熙《潮州府志》终于在年7月出版，并在社会上产生良好的反响，这也开启潮州翻印旧志的序幕，该志也列《古瀛志乘丛编》第一集第一册。随后，又从《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广东通志》中辑录出潮州部分，并编印乾隆府志，康熙《饶平县志》二种，清修《海阳县志》三种，至年10月止，第一集编印工作完成，计出版志书十部十一册。
年春节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仍有继续编印下去的需要，拟以潮州府辖县中每县选取一部旧志加以整理出版，列为《古瀛志乘丛编》第二集，此次也补印了府志的顺治、嘉靖两个版本，至此，现存各种版本的《潮州府志》全部刊印完备，同时还翻印了万历《潮中杂纪》、《东里志》，辑录了《明清一统志》、《万历广东通志》中的潮州部分，合为一辑，在属县志书方面，原则上每县选取一种版本加以整理，隆庆《潮阳县志》，康熙《澄海县志》，雍正《揭阳县志》、《惠来县志》，乾隆《普宁县志》、《丰顺县志》、《大埔县志》，民国潮州“三山志”，加以编印，计十四种十二册。
此外，将饶宗颐先生于民国编纂的《潮州志》单独作为《古瀛志乘丛编》第三集，是志以年刊行版式，以大32开本编为10册，志书内容为第1-8册，另据档案及有关资料增编为卷首、志末各一册，总共十册，并于年8月29日举行《潮州志》重刊首发式。在年春节，饶宗颐先生又将藏于香港的《潮州志》“古迹”、“金石”、“人物”、“宦绩”四门志稿托林英仪先生带回潮州，由潮州海外联谊会主持编印，年12月《潮州志补编》点校出版，至此，除部分尚未寻得刊印外，民国《潮州志》概貌基本略见。
表2 潮州历代方志重印计划汇表在翻印旧志方面，潮州史志办主要从三方面开展工作：寻找底本、编辑整理、扫描缩印；其中编辑整理最为繁琐，为了做好该项工作，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从修版、拼残、纠错、补漏、替佚、摘录等六方面进行编辑处理。{15}由于这批旧志的整理和编印，不仅潮汕地区各市及高校图书馆有藏，潮州学研究者也可以通过购买、交换、赠送等形式获取，这为学者的利用及研究提供便利，也极大的推动潮州学研究的发展。
泉州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也曾陆续出版过一些旧志，有油印本，也有点校本，然而却未能系统出版，目前在泉州各大公藏机构如市图书馆、研究中心等也未见齐备，学者在研究利用方面颇受掣肘，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泉州地方史研究的进展。在此就当前所掌握的泉州地区现存府县方志状况加以汇总，并制成下表：
在此建议泉州市仿照潮州整理编印旧志的方法，对泉州旧志加以系统整理，如此项工作得以施行，不仅为嘉惠士林之善举，同时于地方文献之保护亦是一大功德事。
四、潮州学、泉州学的世界性影响与价值
人们常说“海内一个潮州，海外一个潮州”，“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在历史上，潮州先民因生活所迫漂洋过海，故有“下南洋”之举。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曾留下潮人先辈筚路蓝缕，开荒拓土的身影，此后又定居当地，逐渐形成海外潮人社会。泉州又何尝不是如此。这便有了潮州学、泉州学的另一个面相，即海外潮州学、海外泉州学研究的开展。
（一）侨批研究由于移居海外，基于对故乡的情结，海外潮州人、泉州人也将原乡的方言、习俗、信仰等带到移居地，同时又在当地联合组成同乡组织，互帮互助，互相扶持。虽是山海阻隔，但这些海外移民并未与原乡断了联系，只要有机会，都是向乡中亲友寄送钱物，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也尽量还归故里。早期华人“过番”在外，异国他乡谋生虽然不易，但仍克勤克俭，将省吃俭用留存下来的钱物寄送回家，并附上家书，有时虽只是极为简短的几句话，但心系桑梓的情怀却不减一分。在当时国际金融邮政机构或尚未建立，或极不完善的条件下，海外华人通过“水客”、“客头”和私营商号的侨批馆、侨批局等机构将钱物递送回乡，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封封留存亲情记忆，融书信与汇银于一体的“侨批”。
关于侨批的价值，饶宗颐先生于年12月22日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所做的“潮州学讲座”中曾有过精彩的论述：
有人说，徽州学能成立，因为它有某一种特殊的材料。徽州学我们国家已承认，国际上也承认。徽州特殊的是有契据、契约等经济文件，而且保存很多，历史一过就很不容易找到了。现在徽州商人也已确定，研究那些契约就是研究徽州商人及其活动，大家都承认了它在经济史上是很大的课题。我们潮州可以和它媲美的是侨批，侨批等于徽州的契约，价值相等。价值不是用钱来衡量的，而是从经济史来看的……这些资料如果把它公布出来是很新鲜的，可以看出那时候潮人在那些国家及其活动，还可以从潮人的活动看到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但世界上侨批的资料还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注意。{16}
在这次演讲中，饶公将侨批与徽州文书做了比较，认为其史料价值是相等的，对于构建潮人世界经济贸易网络有着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而且这也是可以直接与国际学者进行对话的世界性课题。就目前潮汕侨批保存状况来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保存最多，其收藏数达12余万封（主要为复印件），其中原件3.6万封；自年以来，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也以时间为序，按县别、乡镇、家庭加以整理，并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潮汕侨批集成》，计划编辑出版册，目前已出版第一、二辑共72册。除此之外，近年来汕头大学图书馆也对侨批进行积极收集和整理，目前汕头大学图书馆馆藏侨批也近5万封，汕大图书馆当前也正通过网络平台，将之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建立侨批资源全文数据库，以期长期保存并资源共享。{17}侨批数据库建成后，用户可以通过网络进行访问及利用，并可以按照寄批人、收批人、寄批地、收批地、年代、批款等子项目进行海量筛选，这也将极大提高研究者对侨批数据的获取效率，学者也可以据此做更为广阔而深入的研究。而在汕头市档案馆中，也收藏有与侨批相关的档案近2万件，民间藏家邹金盛、蔡少明、麦保尔、张美生、陈郴等诸位先生也有一定存量的收藏，保守估计，潮汕一地公私所存侨批当在20万件以上。
在饶公的建议下，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又于年4月24日建成国内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侨批文物馆”，用以展出侨批实物及相关历史图片、资料；年7月27日，侨批文物馆经过扩容乔迁新馆，新馆位于汕头开埠发源地的外马路18号，由汕头老建筑——原中国银行汕头分行旧址改建而成。相比于原处于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大楼平方米展厅的老馆，新的侨批文物馆总共有三层，展厅面积也达到了平方米。这对于侨批文化的推广及普及，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年1月，在广东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陈汉初、谢铿、魏淼新提交了《关于“潮汕侨批”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建议》{18}，此后潮汕侨批与五邑银信、梅州侨批被捆绑整合为“广东侨批档案”。年，福建省政协委员林少川先生在省政协会议上提交2135号提案《关于“闽南侨批”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建议》{19}，年2月22日，经国家档案局公布，《侨批档案》（包括广东、福建侨批）入选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年5月，又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年6月19日，在韩国光州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国际咨询委员会第11次评审会议上，“中国侨批”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这既是国际社会对侨批价值的肯定，同时也对侨批的收藏、保护、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
“侨批上所记录的寄批人姓名地址、收批人姓名地址、汇款种类、款项数额及所附信件，是研究华侨史、移民史、金融史、邮政史、交通史、对外经济贸易史及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20}目前泉州也已出版《泉州侨批业史料》、《闽南侨批史纪述》、《闽南侨批史话》、《回望闽南侨批》等资料，作为著名侨乡，泉州地区也保存有许多侨批实物，如何将之蒐集并影印出版，或做数字化处理，并考虑是否可与汕头大学图书馆侨批数据库联网，这些都是亟待推进的事务。在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由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华侨大学华侨华人资料中心、汕头大学图书馆协办，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泰国华侨崇圣大学潮学研究所支持的“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档案研讨会”也在汕头市龙湖宾馆成功举行，这也是“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后，学术界首次举办的侨批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泉潮两地学界在侨批研究方面还需加强交流，互相合作，一起推动侨批研究向更深更广方面发展。
（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再“启动”
泉州古称“刺桐”，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对外开放港口城市之一，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早在公元6世纪，就已经有泉州与南海国家友好往来的文献记载，而到唐代，更是发展成为我国四大港口之一，“市井十洲人”的诗句就是这一时期泉州港市繁盛的最佳体现。宋元时期，泉州更是一跃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齐名的世界大港。中古时期，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马黎诺里、鄂多立克等著名旅行家均在其著作里留下泉州的身影，并以优美的笔触，描绘了当时泉州的繁盛与开放。而随着经济往来与文化交往的日益频繁，泉州也日益成为东西方文化的聚集地和交汇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也造就了泉州多元文化并存的城市特色。
历史上，潮州也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节点，其中关于南澳一岛，更为中外学界所熟知及 注：是表收录以年之前为断代，县份以清末为准。 资料来源：郑宝谦主编：《福建省旧方志综录》，福建人民出版社，年。表6 海洋类研究刊物信息汇总表表4 近年海事类博物馆列表表5“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机构知见录 注：关于海洋史研究方面的，还有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浙江省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等，不过就这些机构的研究外延来说，已超出海上丝绸之路范畴，故是表拟不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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