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行记季风吹拂刺桐港,涨海声中万国商

火车抵达泉州时正是傍晚，在酒店安顿好后，我们便出门寻觅晚餐。

楼下的大排档正热闹。店家把巨大的电烤炉搬到路边，大姐一手一把肉串，在炉子上迅速翻转，香气四溢。人行道上则摆满了桌椅，路边小摊一字排开，人们或围坐一起，就着啤酒撸串谈天，或自个儿坐在小桌旁独自小酌。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就这样弥漫开来。

从热闹的大街转至一条沿河小道，灯光瞬间暗淡下来。河道狭窄，称其为沟渠或许更为妥当。而它的前身正是泉州城北门外的护城河，如今蜿蜒蛇行于住宅区中，在夜色的笼罩下倒是清静得很。

这段护城河向西汇入笋浯溪，笋浯溪则直接连通晋江。北宋时，朝廷在泉州设立的市舶司（类似于今天的海关）就在笋浯溪边。想当年，满载奇珍异宝的远洋商船归来，沿晋江驶入笋浯溪，在此处报关卸货，再转运城中，方圆几里之内，皆是一片繁忙之景。

古泉州城池图，破腹沟即为今天的笋浯溪

今日笋浯溪（网络图片）

泉州市舶司遗址（网络图片）

北宋元祐二年（公元年）设立的泉州市舶司，一直延续了近四百年，直到明中叶才迁往福州。可以说，它见证了泉州作为东方巨港的辉煌历史。

泉州作为地名，最早出现在当今的位置是在唐景云二年（公元年）。今日泉州老城区的雏形也形成于此时，当时泉州的治所就位于今天的鲤城区，城池后来有所扩建，但位置基本不变。古泉州背山面海，在城外的清源山上俯瞰，城池状如鲤鱼，故有鲤城之称。

清源山上观泉州夜景

在唐代，泉州就已是帝国的四大港口之一。与其他港口所在的长三角、珠三角不同，泉州所在闽南地区绝大部分都是山地，江河入海口的纵深非常小。耕地的缺乏让当地人不得不谋求向外发展，使得海洋和商贸成了这里的文化内核。

生于泉州惠安的宋人谢履就曾用诗句如此描述自己的家乡：

“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处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

南宋诗人刘克庄也在诗中提到桐城（泉州）相比福建其他地方，出海经商的人尤其多：

“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惟有桐城南郭外，朝为原宪暮陶朱。”

待到宋代，由于西北贸易路线的断绝，海上贸易成了国家外贸的重点发展方向，凭借地利与航海的优势，泉州由此逐渐跃升为世界性的港口。

航海的优势，首先就体现在船只上。南宋宰相吕颐浩曾给宋高宗上过一个折子《论舟楫之利》，就提到「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可见当时福建的造船技术已是全国最强。北宋出使高丽的路允迪乘坐的官船也是由福建商船所改造，同行的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有过详细记载：

“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搀叠而成，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其中分为三处，前一仓不安艎板，惟于底安灶与水柜，正当两樯之间也。其下即兵甲宿棚。其次一仓装作四室。又其后一仓，谓之广乔屋，高及丈余，四壁施窗户，如房屋之制。”

这种尖底、面阔，拥有水密隔舱的福船从宋代起就是远洋贸易的主力船型，也常被改造为出使的官船和战舰，出没于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

福船模型

宋室南渡后，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在金兵南下，高宗避居海上之际，管辖皇族的机构「南外宗正司」也由镇江迁往泉州，三百多名宗室成员由此定居泉州。他们的到来不仅促进了泉州文教事业的兴盛，更带来了经济与海外贸易的繁荣。到南宋中后期，泉州的贸易量已超过广州、明州（宁波），成为南宋第一大港，这背后与皇族带动的奢华消费大有关系，一艘艘满载而归的商船上，少不了香料、犀角、象牙、珠宝这些上层人士嗜好的奢侈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直接参与了海外贸易，泉州市舶司的提举中，就出现过十位宗室成员。

建于南宋的泉州文庙大成殿，赵宋宗室南迁带来了泉州府学的兴盛

九日山祈风石刻，记录了赵宋宗室与海外贸易的紧密联系

从泉州出海的航船，足迹遍布东北亚、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与东非。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远销海外，「海上丝绸之路」由此而成。与此同时，各国商人汇聚泉州，从日本、印度到西亚、欧洲，各种肤色的人群都能在街上瞧见。论国际化程度，无能出其右者。南宋祝穆在《方舆胜览》中写道：

“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致象犀、玳瑁、珠玑、玻瓌、玛瑙、异香、胡椒之属。”

蕃人巷或蕃坊就是官方划定的外国人聚居地，泉州的蕃人巷就在南门一带，临近南关港。当时活跃在印度洋上的阿拉伯商人是南宋的主要贸易对象，也有不少阿拉伯人就此定居泉州。宋末担任过市舶司提举的蒲寿庚便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

始建于北宋的清净寺带有阿拉伯风格，见证了伊斯兰教在泉州的兴衰

蒲寿庚在泉州经营外贸，富甲一方，又与其兄因剿灭海盗有功，被朝廷招抚，蒲氏家族遂成为福建一大势力。宋元鼎革之际，面对流亡至闽的南宋小朝廷，蒲寿庚在当地精英的支持下，闭门不纳，最后叛宋降元、屠杀泉州宋室宗族三千余人。蒲氏的现实利益考量在道义上自然有亏，但客观上也使得泉州免受战火之扰，奠定了泉州港在元代的辉煌。

蒲氏家族深受元廷重用，在他们的经营下，泉州的海外贸易蒸蒸日上，在元代成为当之无愧的东方第一大港，与西方的亚历山大港齐名。

元帝国疆域辽阔，开放程度很高，此时的泉州港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西人的游记中。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和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都曾游历过东方，在他们的记录中，帝国有一座名叫Zayton的大港口，其繁荣程度令人惊叹。直到二十世纪，人们才确认Zayton就是指的泉州，很可能是当地阿拉伯人对泉州方言里「刺桐」的音译。

13世纪的阿拉伯文/波斯文/汉文墓碑石刻，上有zaitun（刺桐城）之名，也是元代波斯人与汉人通婚的实物证据

“刺桐港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此处的每个商人必须付出自己投资总数的百分之十作为税款，所以大汗从这里获得了巨额的收入。——《马可·波罗游记》”“刺桐港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可谓是世界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停有大船约百艘，小船多得数不清。港口是一个巨大的港湾，深入陆地与大河相接。该城花园很多，房舍位于花园中央。——《伊本·白图泰游记》”

刺桐是一种南方沿海地区常见的植物，春天会开出朵朵红花，灿烂如火。在唐人的记载中，泉州已与刺桐关联甚密：「闽之泉州刺桐，叶绿而花红，照物皆朱殷然，与番禹者不同。」唐诗中也不乏对泉州刺桐的描述：「海曲春深满郡霞，越人多种刺桐花。」

五代时晋江王留从效扩建泉州城，环城遍植刺桐树，之后便出现了（刺）桐城这个泉州的别名。火红的刺桐也赋予了泉州一种浪漫的东方想象。

元代的泉州，作为一座国际大都市，实是其历史上的高光时刻。时人有诗赞曰：

“泉南佛国天下少，满城香气栴檀绕。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

丝绸画《刺桐古港》

元人汪大渊两度从泉州出发，航海遍览印度洋沿岸的贸易点。在他的《岛夷志略》中提到和泉州通商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有近百处之多，商队的帆船最南到达了马达加斯加岛对岸的克利马内。随着这些航线的延伸，泉州本地的德化窑瓷器和泉缎（刺桐缎）等物产也名扬海外。

在繁华的商贸景象背后，海商及其家眷的生活也随着海潮起起伏伏。元代诗人刘仁本听闻了一位海商妻子述说丈夫出海十余年不归的经历，将其写成了《闽中女》诗四首：

“闽中女儿颜色娇，双双鸾凤织鲛绡。织成欲寄番船去，日日江头来候潮。海南番舶尽回乡，不见侬家薄幸郎。欲向船头问消息，荔枝树下买槟榔。当时郎着浅番衣，浅番路近便回归。谁知却入深番去，浪逐鸳鸯远水飞。象犀珠翠海南香，万里归来水路长。薄幸又从何处去？十年海外不思乡。”

个体的苦闷与无奈，在历史大事件面前似乎不值一提。但这些角落里的小情绪，与今人日常生发的感情并无二致，因而足以跨越几百年触动我们，这正是历史鲜活生动的一面吧。

德化窑白釉观音像

元末，泉州遭遇亦思巴奚兵乱，这场由两派穆斯林引发的战争持续了十年。叛乱最终被官军平定，而泉州城内的色目人（中西亚、欧洲人）则遭到报复性大屠杀。不久，明军攻下泉州，汉人又掀起了新一轮报复。接连不断的战乱与仇杀逼得许多外国商人逃离泉州，刺桐港由此走向衰落。

明朝建立后，朝廷放弃了延续数百年的对外开放政策，实行海禁，贸易仅限于朝贡。失去蕃商的泉州，在新的朝贡体系中也不再有地理上的优势，经济地位一落千丈。明成化十年（公元年），市舶司迁往福州，泉州正式告别了国际大港的辉煌。蕃商云集、帆樯接天的旧日幻景，如同Zayton这个名字一样逐渐被世人遗忘。

在泉州的最后一个下午，我们漫步在天后宫所在的南关一带。此处曾是外商的聚居地，堪称当年国际大都会的心脏：「一城要地，莫盛于南关，四海舶商，诸蕃琛贡，皆于是乎集。」据说元代的这里曾建有高耸的崇楼，周围的街市总是一派灯火通明的喧闹景象：

“潮流参错其冲要，渔歌响答于阛阓，吞吐溟渤，雄视东南，望之如垂虹，登之若骑鲸，云栋飞翚，星河影转。”

始建于南宋的泉州德济门遗址

南关老街

而今的南关，安静自在，适合散步，随处也可见历史的影子。行至晋江边，见到江中露出几截断桥，方知这就是始建于南宋的顺济桥，近百年来屡有修葺改造，但最终还是没有挡住台风大水的侵袭，终成遗迹。旁边的顺济新桥上飞驰着各色车辆，桥下的人们则悠闲地打着麻将喝着茶。新桥替换旧桥，而生活仍将继续。

顺济桥遗迹

顺济新桥下打牌的人们

泉州的魅力不独在历史，也藏在街头巷尾的各个角落。刺桐港的辉煌早已不再，但泉州人「朝为原宪暮陶朱」的精神并没有丢失，它们正与旧日遗迹一起，代代流传下去。

斜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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