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史迹研究古海港宋代泉州海外贸易
二
宋代泉州海外贸易
宋代是泉州港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国家统一结束了战乱和割据，开始了新的调整发展阶段。泉州相对平静地由五代时期过渡到宋初，社会经济没有遭受战争的破坏，自唐朝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泉州港，不仅依然与海外各国保持密切的通商贸易关系，而且还面对着新王朝建立后百废待兴而出现的更为广阔的国内市场，这个市场能够吸收由泉州港商转运而来的货物并提供出口的物产。这一切为泉州港在宋代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极好的环境。
由于海上航运的需要，泉州的造船业在宋初就很有名气。乐史在太平兴国年间(～年)编著的《太平寰宇记》中，把海舶列为州土产之一。谢履有诗“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便是称颂泉州造船业的发达及其在海上交通的作用。吕颐浩说:“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船次之，温、明船又次之。《三朝北盟会编》也有记载说:“金人所造战船，系福建人”。这里所说福建，主要是指泉州。据《泉州府志》记载，南宋时，朝廷屡次传令泉州造船，其中主要是战船。绍兴间(～年)，黄彦辉权知晋江县，“会朝命滨海诸县造船……县例造九船，其成独先。”淳熙中(～年)，林湜治晋江县，“时大造战舰，当科民，湜不忍，欲投檄去。诸蕃寓居者义之，咸助其役，舰成而民不知。”当时泉州所造的海船，更多的应当还是商船，“漳、泉、福、兴化，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筹财力，兴贩牟利而已”由此可见泉州造船业的状况，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就把泉州列为全国主要的造船基地之一。
宋朝政府对海外贸易管理的逐步规范化，特别是南宋时在具体政策上进行迎合时宜的调整，促使泉州港能够有较快的发展。北宋初年，统治者极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也渗透到对海外的管理方面。太平兴国初年，朝廷颁布了严厉的禁榷令:民间商民敢与蕃客交易，计值百文即科罪，过十五贯黥配海岛，再过押赴阙治罪，妇人犯罪充针工。对蕃货实行垄断包买，交榷易院经售。又有诏书规定:“诸蕃国香料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淅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市易。”北宋政府实行包买制度，使海外贸易停滞不前，甚至衰退。天圣六年(年)，“诏广州近年蕃舶罕至，令本州与转运司招诱安存之”。当时全国只广州、杭州、明州(宁波)设市舶司，熙宁五年(年)有一份诏书中提到有人“请置司泉州”，但最终没有结果。“泉人贾海者，往复必诣广东，否则没其货。海道回远，窃还家者过半，岁抚罪者众。太守陈偁奏疏:愿置市舶于泉，不报。”一直到元祐二年(年)十月，朝廷接受户部尚书李常的建议，“诏泉州增置市舶司”。市舶司的职能是“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具体说就是对进出港口的船只货物以及中外海商进行管理，包括征收商税以及对规定的某些商品实行包买专卖以赢利等等。
市舶司的设立对泉州来说意义十分重大，在这以后直至发展成为世界性贸易大港，年是一个转折点。市舶司设立后不久的绍圣二年(年)，知永春县事江公望在《多暇亭记》中说:“船通他国，风顺便，食息行数百里，珍珠玳瑁、犀象齿角、丹砂水银、沉檀等香，希奇难得之宝，其至如委。巨商大贾，摩肩接足，相刃于道。”描绘了泉州港蕃舶辐辏、宝货如山的繁荣景象。市舶司设立后，泉州港已成为正式对外开放的港口，本地或外来的船舶无需再经广州市舶司验关，即可入港贸易或装货放洋，对于海商们来说，是梦寝以求的好事。特别是市舶司设立后，还实行了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发展海外贸易的措施，比如政和五年(年)在泉州设来远驿以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贡使人员，并拟定伎乐迎送，犒设津遣等则例。宋廷南渡后仅剩半壁江山，为了解决财政来源，更加迫切需要扩大对外贸易以增加收入。绍兴六年(年)，为鼓励放洋招商，“知泉州连南夫奏请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货物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蕃舶纲首蔡景芳因“招诱贩到物货自建安元年(年)至绍兴四年(年)收净利钱九十八万余贯”而得补承信郎，甚至大食蕃客蒲罗辛也特补承信郎并“赐公履笏”“令说谕蕃商，广行般贩乳香前来。如数目增多，依此推恩余人，除犒设外，更与支给银?。”这项政策一直延续至南宋末年，阿拉伯后商蒲开宗，也因招商有功授承信郎，其子蒲寿庚时，是泉州蕃商首领，曾被授予福建招抚沿海都制置使，景炎初(年)升福建广东招抚使兼福建市舶司提举。
在高度集权的封建时代，政府的决策往往具有决定意义。北宋政府在泉州设立市舶司，给泉州港带来生机;南宋政府政策的调整，使泉州港得以空前繁盛，终于超越广州而成为东方第一大港。
两宋时期实行由国家控制的海外贸易体制下，外国商人来华贸易一部分是以“贡舶贸易”的形式出现的。海外各国遣使来“贡献方物”，来使可以受到不同规格的接待，其货物按规定抽解后，由政府包买，特别是规定禁榷的货物都由市舶司垄断经营，需要调运也由市舶司管押纲运官负责运往都城。两宋时这类贡舶贸易数量很大，如乾道三年(年)，福建市舶司报告说，本地纲首陈应自占城来，有“船五只，除自贩货物外，各为分载乳香象牙等，并付使人等前来”，“继有纲首吴兵船人赍到占城，蕃首邹亚娜开具进奉物数，白乳香二万四百三十五斤，混杂乳香八万二百九十斤，象牙七千七百九十五斤……。诏使免阙，令泉州官以礼管设，章表先入递前来候到。”淳熙五年(年)，三佛齐使者来贡方物，诏“免赴阙，馆于泉州”。南宋时政府不断调整政策，放宽对蕃货交易的管制，淳熙二年(年)取消“蕃商止许于市舶置司所贸易，不得出境”的规定，允许蕃货经税后销往福建其他地方。开禧三年(年)又准蕃船依条例“抽解和买入官”外，可以“从便货买”。这些措施对招引更多的外国客商来泉州港经营贸易，起了很大的作用。
两宋时期泉州港的私商贸易也很活跃，如晋江人林昭庆，北宋中叶“尝与乡里数人相结为贾，自闽粵航海道，直抵山东，往来海中数十年，赀用甚饶”。日本文献《朝野群载》收录有一份公凭，是崇宁四年(年)提举两浙路市舶司出具给泉州纲首李充，其中记有运往日本货物如“象眼肆拾疋，生绢拾疋，白绫贰疋，瓷碗贰百床，瓷碟壹百床”等，李充应该也是私商。莆田《应详庙碑》中记载有泉州纲首朱纺到三佛齐国(今印尼苏门答腊)，“往返不期年，获利百倍”。《夷坚志》载:“泉州人王元懋，少时祇役僧寺，其师教以南蕃诸国书，尽能晓习。尝随海舶诣占城(今越南中部)，国王嘉其兼通番汉书，延为馆客，仍嫁以女，留十年而归。所蓄奁具百万缗，而贪利之心愈炽，遂主舶船贸易，其富不赀。……淳熙五年(年)，使行钱吴大作钢首，凡火长之属一图帐者三十八人，同舟泛洋，一去十载，以十五年(年)七月还，次惠州罗浮山南，获息数十倍。”南宋政府对私商活动是持鼓励态度的，但又要求必需置于市舶司的严格控制下。通过向私商征税，市舶司可以获得一大笔收入，而私商也愿意在政府的保护下经商致富。刘克庄有诗云:“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樵耕必业儒;唯有桐城南廊外，朝为原宪暮陶朱。”宋代泉州港的开放，不仅为政府带来丰厚的财税，同时也推动了泉州社会经济的发展。
外国商人来货经营贸易，有一部分就定居下来，泉州至今保留有阿拉伯人修建的清净寺和墓葬等遗迹，说明当时定居泉州的阿拉伯人数量很多。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年)，泉州建起第一座中清真寺，名圣友寺。现存的泉州清净寺有《重立清净寺碑》上记绍兴元年(年)“有纳只卜·穆兹喜鲁丁者，自施那威从商船来泉”创建清真寺于泉州之城南。绍兴末年，波斯施那威商人购买泉州东郊的一块土地作为墓园，“俾凡绝海之番商有死于吾地者，举于是葬焉……使生无所忧，死无所恨矣”。泉州还发现一方刻有阿拉伯文字和汉字“蕃客墓”的墓碑，墓主是阿ト杜拉·哈桑;南宋时住在泉州的蕃商很多，他们熟悉中外交通贸易，有很多成为巨富。前面提到的蒲开宗，祖先是阿拉伯人，因经营贸易迁至占城，后到广州做香料生意并定居，时值泉州港日益繁荣，前景看好，蒲氏便迁至泉州，定居于东南郊法石云麓村，绍定六年(年)因招商有功被授为承信郎，此后曾出资重修过龙津桥和长溪桥，做了不少公益事业。其子蒲寿庚“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南海诸国，莫不畏服。蒲寿庚拥有大量海舶，并在泉州置有巨产，成为蕃商首领。南宋末年，处在风雨飘摇中的赵氏小朝廷，企图借助蒲氏的财力，景炎元年(年)任命蒲寿庚为福建广东招抚使兼福建市舶司提举。年底，元兵入闽，张世杰护送端宗赵昰南逃至泉州，蒲寿庚闭门不纳，张世杰一怒之下，抢走蒲氏海舶余艘转入潮州。蒲寿庚女婿佛莲也是阿拉伯人，亦称泉南巨贾，“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癸巳岁殂，女少无子，官没其家赀，见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此外，“三佛齐之海贾，以富豪生于泉者，其人以十数”。可见，蕃商在南宋时泉州港的对外贸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两宋时期泉州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手工业生产的快速增长。手工制造业为海外贸易提供了丰富的货源，其中以丝绸织品和陶瓷制品为大宗。政府十分重视并鼓劢种桑养蚕，州县长吏”劝农广植农桑，有伐以为薪者，罪之”北宋王十朋知泉州时，要求“依山者，以桑麻为业”。南宋真德秀知泉州时也强调“有妇女当课以蚕织。”宋时，泉州的纺织业已相当发达，产品不仅被列为贡品，而且远销二十多个国家。陶瓷制造业在两宋时也进入蓬勃发展时期，据考古调查，泉州各县已发现的宋代窑址达多处，主要有德化盖德窑、晋江磁灶窑、泉州东门窑、安溪桂瑶窑等。不论是瓷器的烧制工艺，还是雕塑造型、装饰花样都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至今在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洋周边地区，都发现宋代泉州瓷器的遗存物，而且数量极大，充分证明宋代泉州瓷器已是外销的大宗货物。此外，泉州生产的铜、铁器以及糖、酒、盐、茶等产品在出口商品中所占的比重也很大。宋代由海外进口的商品货物有种以上，有象牙、犀角、真珍、玳瑁等珍宝，有乳香、安息香、檀香、麝香等香料，有龙脑、浸药、血竭、苏合香油等药物，有蕃布、驼毛布、织金软锦、兜罗锦等布帛、有槟榔、椰子酒、波罗蜜、水晶、硫黄等杂货，等等。这些货物，主要供贵族和豪富们享用，但有些药物的进口也给传统中华医药学增添了许多新的品种。
两宋时期通过海路与泉州进行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相当广泛。成书于开禧年间(～年)的《云麓漫钞》，记述了经常到泉州贸易的国家有31个。曾于嘉定十七年(年)至宝庆元年(年)出任泉州市舶司提举的赵汝适，著有《诸蕃志》，其自序中说:“汝适被命来此，暇日阅诸蕃图，……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俗，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删其秽谍，存其事实，名曰《番志》。海外环水而国者以万数，南金象犀珠香瑇瑁珍异之产，市于中国者，大略见于此矣。”该书上卷志国，自东北朝鲜，日本乃至东南亚、印度洋，地中海一带的商人，经海路到泉州者总计有58国。另外，在诸如《宋史》《宋会要辑稿》等一些史书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
大致上说，宋代泉州港与各国交通的航线有如下几条:
1.
由泉州港北上经明州至高丽、日本航线。
据《高丽史》载，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年)至哲宗元祐六年(年)，泉州商人到高丽经商就有18起，近人。熙宁四年(年)高丽派出使者与宋廷修复关系，就是请泉州商人黄慎作向导的。至于和日本的交往，前面提到的纲首李充赴日经商，就是一例。
2.
泉州至东南亚航线。
宋代与泉州通商的东南亚国家很多，主要有印尼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蓝无理、蓝篦，爪哇岛的阇婆、新拖、苏吉丹，加里曼丹岛的渤泥，马来半岛的佛罗安、单马令、登流眉，菲律宾的麻逸、三屿，越南的交趾，占城，柬埔寨的真腊和泰国的罗斛、凌牙斯加等。其中与三佛齐的联系最为密切。三佛齐是该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所处地理位置极佳，是十分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由阿拉伯和南亚诸国的商船，“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从这里“舟行顺风月余亦可到”泉州。在赵汝适的《诸番志》中，这类记载很多，如自泉州至占城，“顺风舟行二十余日”;至真腊”舟行月余日可到”;阇婆“于泉州为丙巳方，卒以冬月发舶，藉北风之便，顺风昼夜行月余可到”;渤泥“在泉之东南”，等等，说明泉州与东南亚这些国家之间已经有比较固定的航线。
3.
泉州至南亚和西亚航线。
由泉州出发，经三佛齐，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可以到达南亚和西亚各国。当时与泉州常有往来的南亚国家有南毗(印度西南马拉巴尔)、故临(印度西南奎隆)、胡茶辣(印度西北古吉拉特)、注辇(印度科罗曼德尔)、鹏茄罗(孟加拉湾沿岸)、细兰(斯里兰卡)等，故临是前往西亚的中转站，《诸蕃志》中说，由泉州往故临，一般是冬季乘北风扬帆，至蓝无理过冬，明年起程横渡印度洋，顺风月余可至，又说注辇“水行至泉州约四十一万一千四百余里”。两宋时有不少印度商人来泉州港，富者累赀巨万，列居城南，其中有南毗人罗巴智力干父子，即其中之一。经南亚往西，即被称为“大食”的阿拉伯诸国，常与泉州来往的有麻嘉(沙特阿拉伯麦加)、瓮蛮(阿曼)、记施(波斯湾基什岛)、白达(伊拉克巴格达)、弼斯罗(波斯湾北岸巴拉)等，由泉州至大食，往返一次约需两年时间，《诸蕃志》说:“大食在泉州之西北，去泉州最远”但大食的穆斯林商人来泉州经商的很多。
经印度洋还可抵非洲，与泉州有贸易关系的国家有易斯里(埃及开罗)、遏根陀(埃及亚历山大港)、默伽猎(摩洛哥)、层拔(桑给巴尔)、弼琶罗(索马里柏培拉)、昆仑层期(马达伽斯伽岛)等，甚至远在地中海的斯加里野(意大利西西里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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